引言

战争的硝烟，人们多在新闻、影视剧与文学作品中看见。一屏相隔，似乎能看得见、听得到，但又常常隔着政治化、影视化、文学化的薄纱，迷雾重重。而阿富汗、索马里、乌克兰……当我们认为战争的阴影离我们很远时，冲突却正在世界的不同角落发生和重演。历史总有相似之处，而战争档案作为战争记忆的重要载体，是构建真实可靠的战争记忆的重要信息来源。档案如何真实反映战争历史？档案工作者又如何利用档案构建战争记忆？本文将结合国内外案例，为你讲述战争、档案与社会记忆的故事。

1战争档案与战争记忆

战争记忆指围绕战争中经历的相关记忆 。战争记忆建构指的是记忆构建者通过选择战争知识与经验，并对其进行诠释与传播，最终形成为社会所认同的战争记忆，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建构主体、建构对象以及建构条件等多因素。

作为承载战争记忆的载体，战争档案直接见证和反映了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战争中的实际经历，是和平年代民众追忆革命先烈、了解战争原貌、加强民族凝聚力的资源基础。战争档案涵盖了不同战争主体、不同战争时段的历史记录，以官方文件、个人日记、私人信件等多种形式表现，是记忆建构过程中的重要资源，基于丰富的战争档案，记忆构建者能够构建出相对全面完整的战争记忆，使战争记忆更加真实可靠。

2国内档案战争记忆构建实践案例

2.1. 南京大屠杀档案：作为重要证据的战争记忆资源

1937 年12 月13 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有许多相关的文献可以作为佐证，其中就包括南京大屠杀档案。近年来，有关二战大屠杀历史的档案文献地位正不断得到认可与提升。2015年10月12日，由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联合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南京大屠杀档案》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大屠杀期间日军暴行档案（1937 年-1938年）；第二部分是战后对日本战争罪行调查和中国国民政府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档案（1945年-1947年）；第三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构审判日本战犯档案（1952年-1956年）。由于篇幅有限，本文着重介绍资源数量多、涉及事件典型性强的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暴行档案，包括《南京大屠杀档案》中的中方组织机构档案、《程瑞芳日记》以及金陵大学紧急委员会主席贝德士的档案。

● 中方组织机构档案

南京大屠杀期间，中方组织机构形成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档案主要涉及遇难者尸体掩埋相关情况，包括1938年1月31日《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掩埋队第一队1月份报告表》和《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掩埋队第二队1月份报告表》、1938年1月30日《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下关区公所区长呈报各组长工作之前后经过情形》等。上述档案现保存于南京市档案馆。

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掩埋队第一对工作按月统计表

● 程瑞芳日记

程瑞芳原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守学校，为该校紧急委员会三名委员之一。该日记从1937年12月8日至1938年3月1日基本未间断。此外，还有程瑞芳写于1938年1月30日的信件，两者均反映了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暴行的情况：“自治委员会（日本人支持的傀儡政府）有一天召开了会议，希望难民们在2月4日之前返回他们自己的家里。年轻的姑娘们当然不愿意回家，因为她们中一些人已经回家，却发现士兵们甚至在白天都会来她们家。一些老年妇女回到了家里，但也面临麻烦。” 《程瑞芳日记》是目前已发现的唯一一部中国人以亲历、亲见、亲闻形式记载侵华日军在南京安全区内外烧杀淫掠罪行的目击日记，与著名的《拉贝日记》《东史郎日记》等同为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铁证，更可与同期《魏特琳日记》相互印证。《程瑞芳日记》现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程瑞芳日记》

● 金陵大学紧急委员会主席贝德士的档案

贝德士 (Bei Deshi，Miner Searle Bates)为在华美国传教士和宣教学学者，1920年至1950年间作为基督教联合传教会(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即基督会)的传教士，在中国南京大学教授历史。其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笔记、信函等也是《南京大屠杀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1937年12月15日的《南京一瞥》、较早揭露并抗议日军暴行的1月16日至27日《致日本使馆函》以及1938年1月8日《关于金陵大学当下局势的照会》等。贝德士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指出日军在南京城犯下的魔鬼罪行。

贝德士（中）与金陵大学历史系师生的合照

2014年12月，国家档案局从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收集了部分珍贵历史档案，汇编为七集纪录片《南京大屠杀档案选萃》。纪录片基于真实战争档案开发制作，包括当时日军拍摄的照片、日本记者发布的新闻报道以及部分日本军官对于自身罪行的阐述、外籍第三方人士的日记、证词和视频影像资料，以及南京人民耳闻目睹的场景口述记录等，真实反映了当时日军残暴的侵略行为， 为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惨案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2017年，为确保这些珍贵档案得到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践行向国际社会所作的公开相关档案的郑重承诺，国家档案局组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专业人员对分藏于7家档案馆、纪念馆的申报档案进行了整理编辑，并于同年12月——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0周年之际由南京出版社出版《南京大屠杀档案》。该编纂成果共有20册， 包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女士记载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日记、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京字号证据的16幅日军暴行的照片、国民政府国防部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档案、南京大屠杀案市民呈文、美国牧师兼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约翰·马吉拍摄的有关南京大屠杀实景的原始胶片及摄影机等11组档案，分别把日记、影像、照片、法庭文本、呈文等相关档案原大影印出版，并配以中英日文三种文字的摘要。

《南京大屠杀档案》

对《南京大屠杀档案》的编纂与利用使其得到系统的整理分类与编研，以更加有序直观的方式立体地呈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 戳破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谎言， 亦使世人能够更加深刻地了解历史， 铭记历史。

2.2. 大型纪录片《长征》：基于口述档案的战争记忆

作为重构战争记忆的重要支撑，口述历史档案可以弥补传统纸质档案缺少生动性和代入感的不足，还可以通过历史见证人和在场者的叙述，增强真实感与共情，达到重现战争历史、丰富社会记忆的目的。

纪录片《长征》便是这样一部纪录片。它利用海量口述历史档案，回溯解放战争时期红军长征历史，多角度地再现了有关长征这一伟大征程的战争记忆。例如，《路在何方》一集借助诸多红军战士口述长征历史，向观众呈现了红军长征时内心的真实感受，构建出长征初期凭借信仰不断前行的战争记忆；《超越极限》一集中，30 位红军战士讲述了长征中，红军如何凭借革命精神克服雪山恶劣天气和物资困难，继续长征的艰辛历程。

《长征》借助于百位老红军的口述，以他们的真实经历、切身感受重筑了长征历程，而口述者的个人感受和个人回忆等微观细节更能够从微观视角窥见历史。

纪录片《长征》

观看链接：

https://tv.cctv.com/2016/10/09/VIDAvPIyqsLISTCYcsIvvPRK161009.shtml

3国外档案战争记忆构建实践案例

3.1. 英国基于战争档案的一战记忆构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简称“一战”）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对当时档案的内容、数量产生很大影响。作为主要参战国之一，英国产生了大量与战争相关的档案。这些档案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科技等方面。战争对文件形成的影响在官方文件和民间文件中都有体现。

英国国家档案馆所持有的一战相关档案主要包括一战时期的信件、照片、视频等。信件大多为帕丁顿大西部铁路审计办公室工作人员发送的信件，士兵、军官与家人、朋友的通信占绝大部分；照片则多来自于一战时期的报纸，如“伦敦新闻画报”。

1914年英国号召入伍的海报

一战期间英国参军报名表

信件《我上周结婚了》，理查德·弗雷德里克·赫尔，1915年6月19日

英国国家档案馆开放一战档案，并开展了一系列展览与研讨会等活动，包括一战主题展览、一战历史研讨会等。例如，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暴发100周年，英国国家档案馆开展了从2014年至2019年，为期5年的“一战100周年”项目。项目主要围绕外交、科技、战争大后方、领空和领海、和平、勇气、医疗健康、全球视野等主题进行，多角度再现了一战场景。

英国一战百年纪念官方纪录片

观看链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4h411o7yi/

2013年，英国国家档案馆启动“一战100周年”项目的门户网站，并在英国国家档案馆网站的首页提供链接。网站内不仅开放了档案馆内所有一战档案，还以这些档案为基础，建立了交互式一战局势地图。

借助这一项目，英国国家档案馆加速了一战档案数字化、在线开放数百万的一战特色馆藏档案等活动；此外，还举办了一系列与一战相关的网络和实地活动，提供教育资源，用户可通过门户网站获取。目前，一战纪念项目的门户网站已建设得较完善，成为一个宝贵的战争记忆宝库。

英国国家档案馆“一战100周年”项目门户网站

网站链接：

https://www.nationalarchives.gov.uk/first-world-war/

除此之外，档案编纂也是英国各类机构铭记一战历史的重要方式。1919年，英国国家文书出版署出版了《埃德蒙·艾伦比上将指挥下的埃及远征军前进的简明记录》，结合官方文件和个人经历讲述了苏伊士运河东部埃及远征军的战争故事；1922年，伦敦郡议会编纂并发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议会工作人员服役文件》，介绍议会工作人员及两位牺牲议员在一战期间的服役经历。

3.2. 《安妮日记》：个人叙述视角下的战争记忆

《安妮日记》是由13岁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在纳粹排犹历史中留下的真实战时日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安妮·弗兰克为躲避纳粹屠杀政策随家人躲进阿姆斯特丹的密室，从1942年6月12日开始，她以纸为友向日记述说着生活琐事和成长中少年真实的内心感受，日记以日期为条目，将安妮在窄小密室范围的所见所感娓娓道来。1947年，安妮的日记经过其父亲整理得以出版，1952年英文版的《安妮·弗兰克:一位少女的日记》使弗兰克一家的故事在全世界范围流传开来。

《安妮日记》作为对二战时期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真实记录，是宝贵的战争档案，在记录二战历史、纪念犹太受害者的长廊里留下一笔永恒的遗产。安妮在日记中所记录的点点滴滴的密室生活真实反映了1933年至1945年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迫害历史，而安妮既是种族迫害历史的见证者、牺牲者又是记录者的特殊身份，更是使《安妮日记》这一战争档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记忆构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9年7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安妮日记》正式收入《世界记忆名录》。

《安妮日记》

同为二战亲历者的日记，《安妮日记》与《南京大屠杀档案》中的《程瑞芳日记》不同，其传播范围比任何其他二战时期的个人叙述传播的更广。它被翻译成约60 种文字，发行了3000多万册，在世界上拥有广大读者群。安妮·弗兰克的形象更是通过各种大众媒体包括舞台、银幕、电视、舞蹈、歌曲、歌剧、绘画、芭蕾、邮票、纪念币等形式得到传播。同时，档案工作者基于《安妮日记》进行了大量档案编纂工作。1984 年，荷兰国家战争文件研究所的一批学者搜集了大量资料，编纂出安妮日记的评注本，该评注本被视为《安妮日记》文献编纂的集大成之作。

4目前档案部门战争记忆构建面临的问题

尽管国内外档案部门在战争记忆构建上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目前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4.1. 战后战争档案归还问题。战争环境下，出于情报收集等目的，当时的文件、档案也是战争的掠夺对象之一。这严重影响了本国战争档案的完整性和连续性，给战争记忆建构带来了阻碍。

4.2. 战争记忆争议的处理问题。对于不同的参战国来说，如何建立和谐、统一的战争记忆，如何在战争历史背景下全面考虑受害者、加害者等相关主体的活动都是档案部门在战争记忆构建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4.3. 档案部门战争记忆建构能力问题。由于战争档案数量多、战争档案本身脆弱、战争亲历者的高龄化，战争档案资源在利用的过程中的损毁情况严重，档案部门对其进行有效的开发利用存在一定难度，这也是档案部门在战争记忆构建中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结语

不管是对于正在遭受战乱的国家、刚走出战争的国家，还是对于所经历的战争已经从群体敏感的伤痛事件转化为历史事件的国家，战争记忆建构都十分必要。作为承载战争记忆的载体，战争档案直接见证和反映了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战争中的真实经历，是和平年代民众追忆革命先烈、了解战争原貌、加强民族凝聚力的资源基础。因此，档案部门在一国战争记忆建构过程中持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正如《国家记忆》主编章东磐先生所说：“实际上，我们的绝大多数抗战死士，是死过两次的。第一次死掉的是他们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另一次则是在全人类历史上空前而且必定绝后地从所有人心里铲除他们用生命本应换得的永生”。我们无法阻止任何一个战争亲历者生命的流逝，但是守护战争记忆，以其作为审视苦难过去、创造和平未来的精神力量，是档案工作者的重要职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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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沈岚. 不同女性视野中的战难记录——《程瑞芳日记》与《安妮日记》比较研究[J]. 日本侵华史研究,2016，1(1):21-33. DOI:10.3969/j.issn.978-7-5533-0512-7.2016.01.004.

来源：2022.06.08  ICA 国际档案理事会中国宣传组微信公众号